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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摩西说来,必须在埃及找到被埃及人奴役与压迫的以色列民族,他们为了从这种奴隶状态中摆脱出来,愿意追随他。而罗慕洛则必须不再留在阿尔巴,并且必须在他出生的时候就被遗弃,日后他才能够成为罗马的国王和祖国的奠基者[4]。居鲁士则必须察觉波斯人对梅迪人的统治不满,同时梅迪人由于长时期处于和平状态从而变成柔顺软弱的人。至于提修斯[5],如果不曾遇到涣散的雅典人,他就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因此这些机会使得这些人走了运,同时由于他们具有卓越的能力,使他们能够洞察这种机会,从而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的祖国增光并且为国造福。因此,瓦伦蒂诺公爵在夺取罗马尼阿,打败科伦内家族之后,想要保有获得的地方并且继续前进,就遇到两重障碍:其一是,他自己的军队看来并不忠诚;其次是,法国的意愿,这就是说,他恐怕自己迄今利用的奥尔西尼家族的军队背弃他,这支军队不但可能阻碍他更有所获,甚至可能摆取他已经赢得的一切,他恐怕法国国王也可能是这样的一丘之貉。当他夺得了法恩扎之后进攻波洛尼亚的时候,他发现奥尔西尼家族对这次进攻的态度冷冰冰的,他对奥尔西尼就有了一个答案。当他拿下乌尔比诺公国之后进攻托斯卡纳的时候,法国国王阻止他的这项事业,于是瓦伦蒂诺公爵就看透国王的肺腑了。公爵决定再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了。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澳门金沙上6535点com我们的祖先和那些被认为明智的人们常说,保有皮斯托亚必须利用党派之争,而保有皮萨却必须用城堡[1]。他们抱着这个想法,在他们所属的某些城市煽起纷争,以便易于保有它们。意大利过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均衡状态,在那种日子里,这当然是作得对的。但是我不相信这可以作为今日的一条箴规,因为我不相信这种分裂会有什么好处;恰恰相反,当敌人迫近的时候,那些内部分裂的城市就会立即丧失了,因为较弱的一派总是投靠外国的军队,而其余的部分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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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统治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权,不是共和国就是君主国。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在世袭君主国里,长期以来君主的后裔就是那里的君主。新的君主国或者是全新的,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1]的米兰公国;或者是世袭君主国占领的附庸,如西班牙王合并的那波利王国[2]。这样获得的领土,或者原来习惯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生活,或者向来是自由的国家;而其获得,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3]。占领土耳其皇帝的王国之所以困难,其原因在于入侵者不可能由王国的王侯们招唤进来,也不能够指望倚靠皇帝周围的人们叛变使其谋划获得便利。这是基于上述的理由,因为他们全是君主的奴隶和奴才,要收买他们是很困难的;而且即使把他们收买了,也不能够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大好处,因为他们不能够牵着人民跟随他们,其理由已如上述。因此,向土耳其进攻的人必须想到:他将会遇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叛乱。但是如果一旦征服了土耳其皇帝,并且把他打得一败涂地以致不能够重振旗鼓,那么除了君主的家族之外便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君主的家族被灭绝之后,由于其他的人们原来都没有得到人民的信赖,因此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了;而且因为征服者在自己取得胜利之前并不曾依靠他们,从而其后也不需要害怕他们。[26]纳贡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冈国王费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澳门金沙上6535点com[4]“议会”(“parlamento”即法语的“parlement”)这个机构在法国大革命前的职能与现代“议会”不同,它在路易九世的1254年,以“法国议会”或者“巴黎议会”之名,开始作为中央的皇家法院建立起来;其后菲利普四世于1302年召开第一次“三级会议”,使这个机构进一步确立。

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5]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它的旧制度不好,而且从来没有人懂得怎样制定新制度。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这些东西如果有良好的根据,而且本身有其伟大的地方,它们就使他赢得人们的尊敬和钦佩;而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现的材料。要是头脑不贫弱,四肢就有巨大的能力。请注意,在决斗中或者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意大利人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头头们软弱的结果;因为那些高明的人们不服从他们,而每一个人都自认为高明,因为迄今没有一个人由于能力和幸运这两方面出人头地,能够使其他的人们折服。因此,在那样长的时期内,在过去二十年进行的许多场战争中,当一支军队全是意大利人的时候,它遇到考验,总是失败。关于这一点,主要的证据是塔罗之役,其次是亚历山大、卡普亚、热那亚、维拉、波洛尼亚和梅斯特里诸战役[6]。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1]。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这种知识有两种用处:首先是他学会怎样了解自己的国土,就能够更好地懂得怎样保卫它;其次,如果此后他有必要了解任何其他地方时,由于他对那个地方的知识与经验,他就能够很容易了解那个地方。因为,举个例子说,在托斯卡纳的丘陵、山谷、平原、河流和沼泽同其他地区这些地方有某种相似之处,从而一个人由于了解一个地区的地势,就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其他地区的地势。君主如果缺乏这种专长,也就是缺乏了一个首领应该具备的头一个条件,因为这种专长告诉他怎样发现敌人,选择根据地,率领军队安排作战阵地,以及利用有利条件围攻目的地。[5]贝尔纳博(messerBernabòViscounti,1354—1385),米兰公爵。此人以残暴和行为怪异出名,他在政治上的能力和敏锐性也是突出的。据故事家讲,贝尔纳博奇行甚多。例如,公爵曾遇见乡人掘墓;问之,据告,因旅行者已死,无遗产,教父及教堂掘墓人以不获报酬拒不处理遗体。公爵即传讯,二人声称:“本人应取得所值。”公爵即说:“谁人能付汝所值?死者无钱何能付汝所值?”二人答道:“不论何人付给,吾人应得所值?”于是公爵说:“我付给你们,你们所值即死亡。该死者在何处,即取来,埋于墓中;捕教父投诸墓内。掘墓人何在?投诸墓中,掩埋之。”于是公爵使教父及掘墓人与死者同葬后,扬长而去。

他们过去所采取的政策,首先是贬低步兵的声势,借以抬高自己的声势。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土,而是依靠受雇佣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然而为数区区的步兵是不能够使他们赢得声势的,但是他们又没有能力供养许多步兵;因此,他们改为依靠骑兵,他们使相当数量的骑兵获得供养并且受到尊崇。结果是:在一支两万人的军队中,步兵不及两千人。除此之外,这些将领们还采取各种方法来减轻自己和士兵们的劳苦和危险,在战斗中不进行屠杀而是活捉俘虏,而且不要求赎金即予以释放。他们并不夜袭城市,城市的防军亦不夜袭野营。他们在军营的周围既不树立栏栅,或者挖掘壕沟,在冬季也不出征。所有这些事情是他们的兵法所允许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讲过的,这是他们为着避免疲劳和危险这两者而想出来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使意大利陷入奴隶状态和屈辱之中。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7]。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8]。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依我说,君主用来保卫本国的军队,或者是他自己的军队,或者是雇佣军、援军,或者是混合的军队。而雇佣军和援军是无益的,并且是危险的,一个人如果以这种雇佣军队作为基础来确保他的国家,那么他既不会稳固亦不会安全,因为这些雇佣军队是不团结的,怀有野心的,毫无纪律,不讲忠义,在朋友当中则耀武扬威,在敌人面前则表现怯懦。他们既不敬畏上帝,待人亦不讲信义;毁灭之所以迟迟出现只是由于敌人的进攻推迟罢了。因此你在和平时期受到这些雇佣军掠夺,而在战争中则受你的敌人掠夺。这是因为,除了一点军饷之外,他们既没有忠义之忱,也没有其他的理由使他们走上战场,而这点军饷并不足以使他们愿意为你牺牲性命。当你不打仗的时候,他们情愿给你当兵,但是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就逃避或者一走了事。澳门金沙上6535点com[1]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MesserAntoniodaVenafro)最优秀的法学家,是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干练而可靠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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